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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賞析

      我說文藝

      馬良:品讀張品成《最后的比分》

      2021年05月30日 00:00  圖文/馬良提供 編輯/黎秀葵  點擊:1393  我有話說(0人參與)



       

      意味深長的紅色足球往事 

      ——品讀張品成《最后的比分》

      文/馬良

       

      一切,從一張珍貴的黑白歷史圖片開始。

       

      照片上是幾十位精壯的男子,背景是一座正規足球門,立著的一排人穿著胸前統一印有“紅校”的短袖短褲足球服,其中一位著長運動衫的守門員手里捧著一個足球;蹲著的一排隊服不夠齊整,也有一名隊員身邊放有一只足球。照片上寫有這么幾行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卅”運動大會,足球冠軍——紅軍學校足球隊,亞軍——中央聯合足球隊合影,落款年份是1933年。

       

       

      這幅照片引起了作家張品成的注意。通過電影《旋風女隊》,他已涉足足球題材;而“紅軍足球”這一前人從未涉及的題材,讓他有了挑戰的沖動、深挖的興趣。


      按理說,還原那場具有歷史意義的賽事已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猜想,張品成一方面意識到,那場比賽畢竟已過去80多年,幾乎不可能找到當事人,另外一方面,張品成本就是一個作家,相信“合理的虛構”或許會比“純粹的還原”更有意義,也更有力量。


      如果放到40年前,他或許會做一番“田野考古”的工作。大學讀了中文系、有了自覺創作意識后,張品成驀然發現,童年時期待過的江西蘇區曾經聽到過甚多鮮活、另類的有關紅軍的故事,和那個年代流行的《閃閃的紅星》等等的模式很不一樣,80年代的文化生態也很生猛,張品成自此開啟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紅軍題材創作。應該說,這構成了張品成“紅軍敘事”的一個重要特質:他是以“反思”的態度、民間的視野去面對這一題材的,這比那些職務行為者和“歌德”派擁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態和取舍,因此也必然呈現出不一樣的歷史樣貌,從而也某種程度上重構了紅區歷史。而正是這么一個“思考型”的作家,最后也被紅區文化、紅軍精神以及中國革命的道路選擇所折服,這樣更具內在的動情力,說服力也更強。

       

       

      再回到《最后的比分》的運思過程,倘若在青年時期,得到這樣一張圖片,張品成是有可能找到一些歷史見證者的——無論是球賽的參加者或是觀眾,但是時間又無情地流逝了幾十年。但張品成沒有就此罷手,不能確定照片中人物的真實姓名、身份,這是劣勢,然而他也有優勢,那就是對那個年代的認識水平已遠遠超過了青年時期。他面對著照片上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展開了豐富的想象:他們是誰?從哪里來?在紅區那么艱困甚至殘酷的戰斗、生活環境內,為何還會有足球運動?為什么設在五卅這樣特殊的日子?這場足球比賽又有怎樣不同尋常的意義?


      正是在這樣的思考、推演的過程中,照片上的人物開始“走動”甚至“奔跑”起來。張品成的幾大優勢開始顯現,靈感的火花開始綻放。必須承認,《最后的比分》最終所展現的,遠比還原一場80多年前紅軍內部的賽事要立意高遠、故事精彩、人物動人。


      雖不能說是題材決定論,但有時好的題材確實奠定了成功的基礎。紅軍足球這個題材本身就具有新奇性,和人們想象中的紅軍不一樣,而人們所謂的想象多少是概念化、簡單化、模式化的,而紅軍足球讓人們不得不對紅軍生活有一個新的認識。因為足球隊本就是一個復雜的技術型團隊,有教練、助教、球員、營養師、醫療師等等,足球比賽,還要有組織者、裁判等等,這些,跟人們通常想象的紅軍“泥腿子”的形象迥然有別——其實,熟悉紅軍史的人都知道,這本就是不符合事實的。


      張品成很好地還原了那支紅軍足球隊,紅軍球隊來源于紅軍部隊,而紅軍部隊的構成本也就是五湖四海的。張品成一直認為擺脫概念化、說教化是紅色題材作品最難做到的,張品成的優勢,恰恰是對形象生動、戲劇性呈現的迷戀,他接觸過太多生活在蘇區的底層民眾,聽他們講自己或祖上與紅軍相關的故事,自然也是鮮活、生猛的,不是“紅軍戰士”這樣的標簽,“苦大仇深”這樣的概念描述,而是農夫樵夫排客、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這樣具體可感、層次豐富的人物群像。因為是寫足球隊,還要擷取其中與足球關聯的個性:諸如跑得快的游根放、善于“破壞”的陳喚水、具有守門員潛質的泥瓦匠卓成前、營養師潛質的廚師方天為,等等,仿佛水滸英雄投奔梁山,蘇區足球隊也由各色人等通過各種渠道匯入。

       

      《最后的比分》作者張品成


      足球隊高技術含量的特點,也讓張品成懂得,純粹的農夫樵夫、販夫走卒,經過訓練,也能達到一定的水平,但是它必須包含另外一些人。文化史專家早有論述:軍隊是人類最早的組織化的形態,近現代社會中像足球隊等基本上都是仿照軍隊的形式組建的,足球隊既有戰士(球員),也有指揮官(教練),還有政委(領隊),足球比賽也被稱為“和平時期的戰爭”。足球作為一個高技術含量的“人類游戲”,必然需要知識群體的介入(軍隊也是一樣)。那么,在蘇區,紅軍學校的學員、軍械所的技工、喝過洋墨水的醫官、少共中央局的機關干部、保衛局的官兵、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甚至來自敵對陣營里的戰俘、軍官等等,這樣球隊來源的豐富就帶來了作家描寫面的豐富,而其根本,是當年中央蘇區本身構成的豐富性。而這看似常識,卻又是人們常常忽略的。筆者就曾在南昌八一紀念館驚嘆,幾十年后打下江山的多少將帥都薈萃于那場起義的行列里,而他們的來源其實也非常復雜:留洋的、舊軍隊的、云南講武堂的、保定軍校的、黃埔軍校的、草根的,既多武將,也含文臣,很多人還身份多重。在《最后的比分》里,張品成既寫了紅軍球(軍)隊大量的草根,也寫了知識群體,他們之間有緊張,有互相嘲笑,但也有和解,有默契,各有長短,也各有發揮。對這一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同時近乎永恒原型的“知識/草根階層”雙向互動模式的描寫,是張品成作品的魅力之一。其實,在世界文藝史上,像影片《大幻滅》《桂河大橋》等,也多有這方面的探索和突破。


      形態的豐富性固然保證了人物的多元化,避免了臉譜化、概念化,但是如果沒有一條主線串聯起來,也會淪為各色人物的素描長廊。所幸張品成是一個善于結構故事的高手,他將人物置于既合理、又比較集中、激烈的戲劇沖突之中,圍繞著足球隊的組建、蘇區足球的推廣以及最后一場有關尊嚴、人性、勝負等重大命題的足球賽事,展開了一場多聲部對話。


      以黃紳山為代表的另一陣營精英人物的出現,不僅豐富了《最后的比分》的人物類型,而且令紅軍的一場內部賽事有了“兩軍對壘”的意義,凸顯出“球場即戰場”的意味,對提高作品的境界起到了關鍵作用。同樣,紅軍的首長雖然都沒有姓名,卻并非是一個意念化的角色,他仍是具體可感、血肉豐滿的人物?!蹲詈蟮谋确帧芬矔驗檫@兩個人的“高端對話”,成為紅色敘事的精彩篇章。

       

      瑞金葉坪紅軍廣場

       

      要而言之,紅軍首長堪稱這次重要賽事乃至紅軍足球的“總設計師”,他深刻理解小小足球在紅軍軍事生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諸如鍛煉體質、錘煉意志、團隊精神、凝聚人心、忘卻煩惱、積極向上,等等。而足球作為現代團隊體育的代表,其關鍵需要各種人才的支撐,球員已是高素質人才,隊長、教練更是人中龍鳳。紅軍首長不拘一格,廣招人才,“他們中間有能人,在他們中挑人,挑會踢球的人”。這樣從一支球隊的摶成,到由幾十支球隊構成的紅區足球生活,也同時凸顯出紅區社會生活面的廣度和寬度,以及人才來源的多樣性。這里也顯示出張品成更大的抱負,正像中國革命的歷程所展現的,中國人民軍隊的壯大,既保持著“小米加步槍”農民軍隊的本色,又在其中不斷地與時俱進、不斷地引入新血、不斷地升級換代,從而發展成一支戰無不勝的現代化鐵軍。張品成通過他的足球敘事也擴展為一個更為廣闊深閎的中國革命敘事的一則寓言,這一點通過“后記”部分體現得格外精彩。


      紅軍足球往事當然得圍繞著足球來寫,張品成也從一只足球來到蘇區,一支球隊的組建以及足球運動在蘇區各個部門的推廣,由此展開了蘇區足球生活的廣闊的畫面,再通過一場賽事的組織及其一波三折,展現了戰爭環境中足球生活的特殊性。由于是足球生活,《最后的比分》是純男人的戲劇,里面幾乎沒有女性角色,但是圍繞足球,卻并非唯足球,這也是《最后的比分》的長處。足球既非蘇區生活的一種點綴,也不可能是全部,描寫足球比賽的細節從來不是張品成寫足球的目的。在《最后的比分》里,我們依然會看到蘇區戰爭生活中的殘酷和艱難,比如在敵軍包圍封鎖的情況下,足球怎么千辛萬苦從香港流入蘇區,就此張品成也寫到了“交通隊”“執行隊”等機構,寫到紅軍地下交通線。還有寫到賽事舉辦過程中,因為戰事的發生,球隊里主力隊員的犧牲,蘇區足球生活因此也有了一份獨有的凝重深沉的色彩。當然,此前也已涉及,我們還看到了由足球生活所涉及的當時蘇區社會人員結構的豐富性,無論是大氣沉著、開放包容、深謀遠慮的紅軍首長,還是堅信另一個主義、頑冥不化的國軍軍官、戰俘黃紳山,他們既有共同的足球話題,又有根本的分歧,還由于足球隊的組建、足球賽的組織開展,以及球場內外的各種交集、互動,而引發了現實、內心的種種波瀾。

       

      張品成《最后的比分》研討會現場


      中國古典小說如《水滸傳》《金瓶梅》等,已十分擅長寫出“同中之異”,像《金瓶梅》中跟著西門慶混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不打架就手癢的純粹混混,另外一個則是頗有心計、想借機往上爬的流氓。張品成在《最后的比分》中刻畫人物,也善于寫出“同中之異”。球隊里草根階層已非千人一面,而是人各有態,同樣“敵對陣營”教頭系列的人物,既有代高仁這樣地方豪紳出身,也有甘鳳舉這樣馮玉祥的部將,他們已成功轉型為紅軍的骨干,而一直以“三民主義”立身的國軍嫡系的黃紳山,以及曾為南洋球隊干將的藍柱飛則以“士大夫骨氣”砥礪自己,期望通過一場球賽證明自身的價值,企圖從球場上找回戰場失利失去的尊嚴。但是,身邊的現實又不斷地沖擊著他們,改變著他們,最后讓他們也站到了人民這一邊。而他們對紅軍的觀察,就提供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視角。


      《最后的比分》還顯示出張品成在大歷史以及歷史細節上所下的功夫,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名詞,在小說中恰恰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大歷史的觀照,歷史的細節就是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同樣,如果沒有生動細節的支撐,大歷史同樣也會淪為概念的游戲。張品成既關注歷史的走向這樣宏大的命題,但同時卻是通過具體感人的細節去呈現。像天為廚子徒弟為救人命,贈人食物,卻犯了大少爺的規矩,天為廚子被綁在大院里的柿樹上,被大少爺抽竹梢,這樣的細節寫出了當權者何以失民心,紅軍何以得人心。最后那場比賽中,游根放等草根人物“不讓逝去的兄弟落敗蒙羞”的信念導致了比賽注定了的平局,也寫出了紅軍基層官兵深厚的兄弟情。再例如通過黃紳山感受到的“紅軍中官兵夫薪餉一樣,白軍里將校尉飲食不同”等等鮮明的對比,再通過“后記”中的延展敘事,揭示了中國現代歷史走向背后的奧秘。而有關蘇區諸如紅軍學校、少共中央局、軍械所、安全局等等架構,敘述得一絲不亂,李惠堂等民國足球乃至政治軍事社會往事的插入,毫無廢筆,可以看出張品成不獨有對歷史資料的廣泛占用,且在運用上也可以稱得上得心應手、恰到好處(舉個例子,像紅軍大學的敘述就別有深意:紅軍大學開始不叫紅軍大學,叫郝西史大學。郝西史是個蘇聯紅軍將領,他在中國,為中國工農翻身做了許多貢獻,最后被反動派殺害了。紅軍就以他的名字為紅軍大學命名。但當地土話念起這名有些別扭,聽上去像“好稀屎”,后來就直接叫紅軍大學了。再舉個例子,對紅軍機場和飛機“馬克思號”的描寫)。因此,他的這部紅色足球往事某種程度上也達到了“中國革命往事”的高度。

       

      贛南客家民居

       

      就這樣,張品成從一張具體真實的歷史照片升華為一幅高度象征性、濃縮性的歷史圖景。


      張品成是一個長于影視的作家,他之前的作品得過華表獎,但感覺還有上升空間,《最后的比分》也是一個影視鏡頭感很強的作品,希望這部小說能改編為影視劇,個人感覺會更上一層樓。


      小說在贛南客家文化風俗描寫以及方言土語的運用乃至小說語言藝術等方面還有許多成績,在此不一一贅述。


      《最后的比分》也并非沒有缺點,例如黃紳山、游根放等人物形象都還可以再進一步的深挖等。從足球專業角度,紅黃牌最早見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張品成將其提前到了30年代,當然這樣的虛構應該可以允許。再舉出一點,黃紳山等民國系列文化人物,書信應該采用一種文白相雜的特有語體,但在書中卻是用白話去敘述的,顯得不夠精準。

       

      但瑕不掩瑜,《最后的比分》堪稱紅色題材、足球題材的佳作,雖對張品成作品了解還不夠,但可以肯定,該書延續了此前的成功,例如比較人性化的描寫,開闊的社會生活面等等,也包含著突破,格局較大,立意更高,群像人物刻畫各具特色,尤其是加強人們對紅色歷史豐富性的認識方面,有比較突出的價值。在歷史文化題材小說創作領域,應該有它的位置。

       

      本文作者馬良在江西寧都翠微峰

       

      馬良,海南省旅瓊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協會理事,海南省高層次C類人才。在《文學評論》《今日海南》等省一級以上報刊發表文化藝術體育評論、詩歌、散文等各類文章數百篇,策劃、主持上百場藝術展覽和文化活動,曾任南海文藝獎、海南省藝術節等評委。著有《勾勒集》即將出版。曾獲首屆南海文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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